近幾天，我省94位欠發達地區的青年農民，陸續收到了來自浙江林學院林業技術專業的錄取通知單。明年2月，他們將正式開始作為大學生的2年學習生涯。這是我省財政扶貧的一大舉措。
從2005年開始，在我省211個欠發達鄉鎮，對符合條件的青年農民開展成人學歷教育，他們的學習費用全部由政府買單。
專家指出，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就是塑造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體。在政府的資助下，首次走向大學校門的94位浙江農民，正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第一步。
上大學的期待：“完善自己的思想”
曹毅是即將上大學的94位浙江農民之一。
“前幾天，跟爸爸去林地里干活。我一次背一棵杉樹，他一次背三棵杉樹，整個人都被壓得矮矮的，一步邁出去，地上就是一個深深的腳印。當時，我第一次感到做農民真的挺不容易。農民賺錢真難！”
也許從一個城里人的角度聽起來，曹毅的話有點可笑。他自己就是一個農民呀！難道今天才知道農民的不易？然而，事實上曹毅今年剛從遂昌三中高中畢業。雖然，家里的林地他也去干過，但從來沒有體會過父親供自己讀書需要付出多大的勞作。
能有機會上大學，當然令曹毅非常高興。記者問他，希望從大學學到些什么？是想將來有個好工作，得到好的發展嗎？
“不是，最主要的是完善自己的思想。”他答道。
聽到這話，我有點吃驚，又有點將信將疑。“上大學就是為了擺脫農村生活，能在城里找個好工作，”這是許多農村青年發奮讀書的最大動力。但接下來的話，又叫我再吃了一驚。
“我們村里的人觀念不行。像沼氣池，周圍的村里都有人建了，我們村一個都沒有；大棚技術、高山蔬菜等，別的地方都有人搞了，我們村還是沒人做，大家都觀望。為什么？就是怕冒險。如果有人做了，大家都跟上了；沒有人做，就不會有人站出來。反正是沒有冒險精神。”
那你為什么不在自己家建一個？
“家里我說了不算！”
曹毅的苦惱，不但是家里說了不算，村里事自己更沒有發言權。對于村里的事，他有許多想法。比如村里的自然環境很好，附近有完整的明清建筑，他覺得開發旅游應該不錯。有時，到同學家去玩，他就感嘆，別的村怎么建設得那么好！我們村可能是落后那么一點點。平時，他也和村里的年輕人交流自己的想法。朋友都勸他，先做好“本職工作”，把大學讀下來，“希望等你回來再改變一下！”
在曹毅的心里，改變是具體而又宏大的：“我想，讓像我爸爸這樣的農民過上更好的生活！”
改變一下，一個年輕農民樸素卻是充滿希望的想法！
立足農村：鄉土人才的現實意義
這個想法，與有關方面的設計思路不謀而合。
“我們希望他們能學到科學技術，成為村里的科技示范戶。更希望將來，他們中能涌現出村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這樣的帶頭人，真正幫助一方百姓改變自己的面貌！”省扶貧辦處長助理李震華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他的看法。
作為此次送欠發達鄉鎮子弟上學的直接實施單位，省扶貧辦將通過財政扶貧基金全額資助這些農家子弟的學費。
準確地說，這批農民大學生將以全脫產的方式參加成人高等教育序列的大專學習。今年只招林業技術一個專業，目前錄取的94位學生是從156名考生中脫穎而出的幸運兒。由于欠發達鄉鎮信息不暢等原因，不少農民子弟在報名截止日后，還打電話來詢問能不能參加考試。
李震華說，農民培訓現在越來越被各級政府重視。此次由政府出資讓農民接受大專學歷教育，可以看做是農民培訓的延伸，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具體體現。
他舉了一組數據來支撐自己的論點。他舉了這樣一組數字：我國目前平均每百名農村勞動者中科技人員只有0.023名，每百畝耕地平均擁有科技人員0.0491名；而發達國家每百畝耕地平均擁有1名農業科技人員，農業從業人口中接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達45％至65％。
他說，農村缺乏高素質人才已經制約了新技術、新成果的推廣轉化，延緩了農業產業化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影響了“三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存競爭能力。浙江地處沿海，農民受教育的程度較之全國水平要高些。但欠發達地區，乃至發達地區的農民教育依然面臨著科技文化水平偏低的現狀。
為了縮小地區差距，讓欠發達地區的人民一起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各級政府動了不少腦筋。省扶貧辦的同志介紹說，為讓欠發達地區脫貧致富，政府從運用財政資金直接扶貧開始，到對口幫扶、項目投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當時認為，從資金幫扶到項目幫扶，是扶貧工作變“輸血”為“造血”的轉型。“但現在看來，那還不是真正的造血，只有提高人的素質，授人以漁，才是真正的‘造血’”。
“對貧窮根源的認識變化，充分說明了政府發展思路的進步！”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馮鋼指出，此次政府買單培養青年農民大學生，可以視作著眼未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舉。
“以前，我們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農村的優秀人才考上大學后都脫離了農村，但是改變農村面貌還是要依靠本鄉本土的人才！”馮鋼說。
現在，人們已經有了這樣的共識：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除了自然條件的制約，缺少人才，文化素質偏低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馮鋼說，政府轉變扶貧思路，公共財政轉移支付由過去的單純救助、項目投資，到現在向本土農民培訓傾斜，充分說明了發展觀念的轉型——重視人的作用，強調人的素質的提高。公共財政支付的指向，既體現了公共財政為“社會公眾服務”的內涵，也體現了現代政府“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培養農業繼承人：擺在社會面前的一道題
欠發達地區的農民子弟上大學，從發展的眼光看，就是培養農業繼承人的大問題，有著深遠的意義。
浙江大學農村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張忠根教授，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青年農民上大學的意義。
張忠根曾在韓國大學做過項目研究。他說，中國農村的現狀和韓國工業化時期非常相似。當時，韓國工業飛速發展和城市化興起，青年農民紛紛離開土地，真正從事農業的人口基本以中老年人為主。當時，韓國政府出臺了許多優惠措施來吸引并挽留青年人，并稱之為培養“農業繼承人”的計劃。
“我下去搞調查，發現不少村子里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以后我們的農業要靠誰呢？”張忠根有些憂慮地說。
由國家財政部、扶貧辦一起開展的“千萬農民培訓工程”也許是對這種憂慮的回應。按照這個工程計劃，千百萬中國農民將接受科學技術知識、實用技能等多方面的培訓。“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民，將是未來農業繼承人的標準畫像。
對于即將來校學習的這批農民大學生，浙江林學院成人教育學院的韋新良院長充滿了熱情與期待：“這是我們林學院為新農村建設貢獻力量的機會，院里光是討論培養方案的工作會議就開了好幾次！”
針對生源特點，林學院將以實踐技能培養為重點，強調可操作性、實用性，力爭讓每個學生都掌握一技之長。“總之，在學院條件許可的范圍內，一切都按照大學生應有的要求來做！”韋新良說。
記者發現，在有些推出了“村村有大學生”培訓項目的地方，政府和培養對象簽訂了“保證回鄉創業至少5年”的合同，以此來確保培養目標的實現。對此，張忠根卻認為：“我們并不指望所有的人在學成后，都能工作在農業第一線，他們也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但假如有三分之一回到農村，那么所起的作用將是巨大的。”
他充滿信心地表示，農村很需要技術。雖然現在農業比較效益低，不怎么賺錢，但在國家扶持農村的政策指引下，隨著農業產業化程度的提高，將來農業也可能成為一個吸引人的行當。
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做農民也有著很高的門檻。張忠根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一個農民有1000畝地，兩個兒子，他不能把地平分成500畝給兩個人，而是要保持1000畝的規模。他的孩子想繼承農場經營權的話，必須到正規農業大學學習四年，取得畢業證書，并通過相關的資格考試。如果沒能取得資格，那么就只能保留所有權，而交出經營權了。
中國農業集約化程度遠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但是職業化很可能也是一個方向。“到那時，我們可能也需要農民準入制了！”張忠根笑著說。
《浙江日報》：200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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